10月10日晚间，第一财经等权威媒体报道，宗馥莉在“十一”假期前已经辞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职位，辞职程序已经股东会和董事会流程批准。报道援引消息人士，宗馥莉此次辞职是因为娃哈哈商标使用“不合规”，因而决定经营自己的品牌“娃小宗”。

宗馥莉之于娃哈哈集团已经在2024年和2025年两度辞职。2024年那次辞职，宗馥莉显然是经过精心谋划、以退为进。那封经她签名的辞职信公开时间点刻意选择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须知当时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三中全会对民营企业的扶持鼓励系列政策，而《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门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之几个月前宗庆后去世在公众舆论中极尽哀荣，娃哈哈2024年的销量亦因此受益。因而宗馥莉第一次辞职时公开的辞职信想必在彼时给有关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复盘揣测，第一次辞职被挽留或许让宗氏家族的“异见人士”见识了宗大小姐对整个家族及娃哈哈品牌的标志意义，或许亦助长宗馥莉与同父异母三弟妹、娃哈哈内部不同意见方的“争斗”之心。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一切都变了：宗庆后的人设、宗氏家族隐秘的内幕已经成2025盛夏“大瓜”。国庆节回老家，我爸及多位农村间老人跟我都愤愤提到娃哈哈与宗家的新闻，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公道不在一时”，一年前遭遇网暴的娃哈哈竞争对手农夫山泉及钟剡剡的品格与宗家相比高下立现。事实上在古今商业界，以爱国作为生意的牌坊，要么牌坊自己坍塌；要么因自身不肖而被国（人）锤了牌坊。但也是一年多时间，我们看清楚，唯一不变的是宗馥莉大小姐的性格和格局。

时隔一年多，宗馥莉的第二次辞职远非一次简单的高管与法人变动，而是娃哈哈这家标志性中国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其创始人宗庆后离世后，所面临深层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第一代家族企业在股权出身混沌、继承纠纷从家业蔓延企业、家长制权力与文化模式无法有序交接的普遍困境。一方面宗庆后平衡控盘家族、国资、管理团队的个人权威——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无法简单复制和传承，另一方面宗馥莉“继位”一年多来并未真正推动娃哈哈公司治理的规范化与现代化。相反，宗大小姐复刻了其父缺乏契约精神的法商：香港高等法院披露的信息详细显示，无论宗庆后生前对杜建英方“三小宗”的“不动本信托”法律程序完备性如何，宗馥莉于父、于弟妹违约背信的事实与意图昭然若揭。在企业层面，宗馥莉所谓铁腕“整顿”娃哈哈的生产代工+销售渠道、意图转移娃哈哈品牌、内部员工股权与劳资纠纷、举报杭州法院——这一系列举动除了显示大小姐对政策、法律和契约的忽视，更暴露宗大小姐令人堪忧的情商和处事方式：在直截了当的斗争精神中四处树敌、无视利益相关方的平衡。

作为一名企业家，宗馥莉除了因出身品牌公关擅长引导舆论、树立“大女主”人设在网络流量中赢得弹幕与评论之外，“小宗董事长”一年来的表现未能展现应有战略管理、系统思维和领导格局。与此相反这一年多一连串的作为，很多人认为宗馥莉陷入了自毁型人格，但损毁的却是娃哈哈品牌以及整个宗氏家族的家业。如今宗馥莉二度辞职，可以预计宗馥莉甚至宗氏家族淡出娃哈哈，单纯担任股东角色意味着娃哈哈在作为民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层面的治理规范。因为一年的“试用期”已经令人看清，这样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对企业而言并不胜任甚至不成熟。宗大小姐辞职是其个人一时的失败，需要她反省检视再重新出发寻求成长。

从宗馥莉团队核心成员被纪检部门调查以来，网络便热议宗馥莉性格对富裕家庭二代女教育的“借鉴意义”：避免出国留学、管控个人爱好、及早择“佳婿”甚至拉黑“女频文”。但在我看来，对宗馥莉这样的二代群体，无论是否经历过留学深造，父辈企业家都应该在他们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避免直接安排进入家族企业，规避根深蒂固的“太子公主病”——即便是所谓从车间起步，二代直接进入本家企业也会陷入能力闭环与视野局限。合理的做法是让子女在大企业、大平台甚至是体制内去经历科层体制和等级的历练——让他们从真实的社会角落学会自下而上认知社会规则、更学会沟通与妥协。

性格决定命运，格局注定结局。我并不看好“娃小宗”。宗馥莉辞职事件彰显了企业接班人培养的困难复杂，揭橥民营企业家家事私德与品牌人设的纠结，但绝不意味着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法治环境和所谓“浙商时代”的变化。从企业发展传承到宗家遗产纠纷，我们看清楚的是宗庆后与宗馥莉父女二人的局限和不足，但这一切只是他们个人的是非成败而已，既不代表浙商，也不能代表“时代”。若干年后中国商业史书上，宗庆后与宗馥莉最大的贡献也许并不是创立发展过娃哈哈，而是一个全方位、多因素、从私人到法人、从本土到离岸的企业与财富传承失败案例。

『来源：第一财经』